[本文节选自王铭玉教授等专著《现代语言符号学》(王铭玉 等著，商务印书馆,2013），文章有删改。]
研究词符及其形式、意义一直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传统之一。但如果语言研究只停留在词的层次，我们就无法深入探讨语言的另外一个重要功能——交际功能。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在《逻辑哲学论》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世界就是所发生的一切事物。”(Л. Витгенштейн，1994：22)阿鲁秋诺娃(Н. Д. Арутюнова)(1976：23)也指出：“世界并不是货架上摆着分门别类事物与特征的贮藏室。”世界是事实的集合，通过人的认知和语言映射，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世界是动态性的、过程性的、并反映着事物及其特征之间的关系。按照上述观点，表示事物与特征的词就会失去其在语言系统中的中心地位；而发生着的、过程性的、作为与事物结合的事实，自然就和既包含时间范畴、情态范畴，又反映事物间关系结构的句子联系起来。这样，随着哲学所发生的“语言学转向”及对语言认识的日渐深入，学者们开始重视词以外的其他层次单位，尤其是句法层次的研究，由词形构成的线性序列的句子及其语义自然就成为逻辑学和语言学关注的焦点。(华劭，2003：181)
在俄国早期的语言学著作中，如在罗蒙诺索夫(М. В. Ломоносов)的《俄罗斯语法》(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和沃斯托科夫(А. Х. Востоков)的《俄语语法》(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中，句法作为语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看成是关于词组合成连贯性整体的规律和规则的学说。因此，当时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词语组合的描写上，使词组成为句法研究中占有独特地位的句法单位。这一时期的句法研究表现出典型的词汇中心主义(словоцентризм)特征，作为语言交际单位的句子符号被排除在句法研究之外。莫斯科学派创始人福尔图诺夫(Ф. Ф. Фортунов)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把词组看作是“意义上的整体，这一整体是由一个完整的词与另一个完整的词组合而成，或者表示一个完整的思想，或者表示其中的一部分”。(杜桂枝，2000：105)在他看来，句子只是词组的另外一种形式，即更完整的词组。在福尔图诺夫之后，沙赫马托夫(А. А. Шахматов)则把词组定义为“是构成语法统一体的那种词的组合。在这个统一体中，一部分词对另一部分词有依赖关系”。(同上)在沙赫马托夫看来，由两个或几个词构成的句子仍然属于词组的范畴，是相对于某一完整思维体系的词组。与福尔图诺夫相比，沙赫马托夫的观点又有了一定的进步和发展，因为他认为句子不仅是词组的一种变体，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可以由一个词形表示的句法单位。
随着俄语语言学中逻辑学派和心理学派的兴起与发展，对句法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的理解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句子作为逻辑思维和心理思维的表达单位，被推到了首要的位置，成为了句法研究的主要对象。这样一来，“词的组合”的描写就被排挤出了句法范畴，有关句子的学说和理论成了19世纪句法学的基础。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重要句法研究中，如布斯拉耶夫(Ф. И. Буслаев)的《俄语历史语法》(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波铁布尼亚(А. А. Потебня)的《俄语语法札记》(Из записок по рус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е)等都没有关于词组学说的章节。(同上，106)
俄罗斯语言学巨擘维诺格拉多夫(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也曾指出：“句子是交际单位，而词组则不同，词组是一个复杂的称名单位，它具有和词一样的称名功能，与词一样都是句子的‘构建材料’。”(同上)这一观点简洁而深刻地解释了词与句子之间的关系，也指明了句子的基本功能—交际功能。别洛沙普科娃(В. А. Белошапкова)在谈到句法单位的时候也说，只有句子才是句法单位，才是句法研究的中心。她认为，句法单位和句法对象是不同的，词和词的形式作为句法结构的建筑材料，本身是句法学研究的对象，但不是句法单位，而只有句子才是句法单位。
由此可见，句子中心主义一步一步地代替了词语中心主义，这也是语言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符号学家斯捷潘诺夫(Ю. С. Степанов)指出：“在把语言理解为‘符号系统’时，语义和句法依然是主要的、普遍的、永恒的对象，而句子则是作为基础的、本源的现象，因为正是在句子中首先体现出语言的语义。”(Ю. С. Степанов，1981：4)斯捷潘诺夫以符号学原则为基础，提出了所谓的符号学语法(сем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符号学语法的理论基础是动态静态结合、系统和功能结合，认为句子是语言的基本单位，语义和句法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高度发达。名词、谓词和句子是符号学语法的主要研究对象，在符号学语法中，首先就要确定句子的类型系统，即句法分类，然后根据词汇对句子的语义依存关系来对词汇进行分类。斯捷潘诺夫的符号学描写原则重视语言、思维和现实三者之间的关系，重视语言的交际层面，这些都超越了结构主义符号学对文学文本进行结构分析时的静态操作，从而使符号学不再局限于形式描写，将语境、交际者、媒介等符号要素都考虑进来。
阿普列相(Ю. Д. Апресян)在谈到现代语义学和经典语义学的区别时指出：“现代语义学和经典语义学的区别首先在于它所关注的与其说是个别词的意义，不如说是整个句子的意义。不仅如此，现代语义学的对象是谓词表达式，它由谓词名称及由事物变量符号所填充的位(место)构成。如A имеет B，A берёт B у C(A有B，A从C那里拿B)等等。” (Ю. Д. Апресян，1967：8)这样，从语义角度出发，研究中心也转移到了句子。
华劭先生也基本同意上述观点，他认为句子—语句是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中心。句子在语言符号系统中属于超符号层次，但语言符号系统中的句子只是结构模式的总和，因此，它们只是半物质的单位，不能直接进入交际来传递信息。只有在言语中的语句(высказывание)才可以用来分析实义切分、说话人交际意向、语句与现实的关系、词语的实指等问题。语言和言语在相互转换时，首先就是在句子—语句这一层面实现的，因为句子是最小的、可直接用于交际的单位。其他较低层次单位进入交际，都是通过句子—语句来实现的。可以说，句子—语句是句法、语义和语用等要素的汇合之处，也是由语言研究到言语研究的重要转折之处。(华劭，2003：182)篇章虽然是大于句子的结构单位，但篇章也是由句子—语句组成的，有的篇章甚至和句子的长度等同，因此，句子作为语言符号学研究中心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在所有的语言单位中，只有句子能够作为交际行为工具，具有能够对某一现实事物进行判断并能够评价其真伪的能力。对于句子来说，词好比是搭建它所用的建筑材料。词不能表达判断，无法对命题真伪进行评价，也不能表达说话人的意图。除了句子，人类的思想不能用语言中其他更小的形式来表达，理解语言就意味着理解句子，所以兹韦金采夫(В. А. Звегинцев)认为：“语言事实上始于句子。”(И. М. Кобозева，2001：198)
作 者 简 介
王铭玉
天津外国语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天津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中国逻辑学会符号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会长、中央编译局国家高端智库核心团队成员。俄罗斯普希金奖章获得者、俄罗斯"友谊与合作"奖章获得者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
金 华
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符号学、翻译教学。
（文章来源：“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jc7h5YAk_UyPkDcOjELeCg,内容审核/冯智强 李玉凤 朱泾涛）
《语言与符号》
《语言与符号》是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会刊，由天津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编辑出版。其前身是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期刊《语言符号学通讯》，创办于2013年3月28日，2016年更名为《语言与符号》。现作为中文学术辑刊已被收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正式由国家级出版社每年出版两期。
《语言与符号》由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胡壮麟先生担任编委会主任，中国语言与符号学会会长王铭玉教授担任主编，编委会由国内语言与符号学界著名专家学者组成，世界杰出符号学学家担任国际顾问。
《语言与符号》是我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主要刊登语言与符号学研究的学术文章，设有名家叙事、理论研究、论文选登、译文选登、学者访谈、学术综述、书刊评介等栏目，旨在为我国语言与符号学学者提供学术交流平台，推动中国符号学研究走向世界。
《语言与符号》约稿
language & Sign
主 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王 军 王永祥
天津外国语大学 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
E-mail: yuyanfuhao@163.com
电话：022-23230917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睦南道28号(300050)
